详细介绍

　　1949年5月，第六支队部分在缙云西峰村合影(后排右二为应飞、前排右三为陶健)。

　　1990年版《武义县志·大事记》这样记载70年前武义、宣平两县解放过程：武义县：“1949年5月8日，浙东人民二纵队六支队九大队部分队员进城，县政府官员及驻武二〇三师六〇九团官兵溃逃。9日，凌晨一时，中国人民第十二军三十四师进驻县城，武义县宣告解放。当晚，武义县自卫总队官兵100余人在南湖村缴械投降。”宣平县：“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第十一军三十一师解放宣平县城”。

　　短短150余字记载的背后，呈现的是70年前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个最光辉的时刻，那是武义、宣平两县建县史上最光辉的一刻！

　　现年87岁的退休干部陈南山，70年前正在武义简师(初中班)就读，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进入武义县城。70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陈老，对当年的盛况，仍然记忆犹新。

　　1948冬，军节节败退，江南兵慌马乱，乱哄哄，到处是败兵。二0三师六0九团败退到武义。只见这些败兵个个脚穿破烂的“力士鞋”，头戴破絮外露佩有徽章的破棉军帽，全都身着反面的棉衣棉裤，衣裤都沾满干巴巴的黄泥。有人说他们是从“黄泛区”败退过来的，脏兮兮的，狼狈不堪。但谁也没想到这群败兵竟敢口出狂言，说：“要在武义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汤将军(汤恩伯——笔者注)家乡”。一时武义县城城墙四门，轮班放哨；八素门外、熟溪桥头、马铃地山上的炮楼里都派重兵驻守。浓浓的战争气氛笼罩在武义上空。武义要摆战场了，打仗首先是百姓吃苦，很多人家都在制作干粮，准备逃难，搅得武义城乡人心惶惶。当年武义简师教室旁边就是熟溪桥头炮楼，如果战事一开，我们学校必先遭殃，同学们那有不担心之理？但有人却在说，别怕！这群败兵是“惊弓之鸟”，一到，他们逃都来不及了。

　　果线年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军兵败如山倒。是年5月8日早晨，学校突然停止了早操课，举目望去，炮楼里不见了守军的人影。正当大家诧异的时候，走读同学纷纷来校相告，说昨夜守军逃走了，县政府里的人也溜掉了，县衙里很多人在发洋财(抢公家财物)。我们从未进过县衙大门，一听有这样的新奇事，就趁学校没有开课之机，一批同学来到县衙，想看个究竟。只见县衙里满地散落着废纸和杂物，一片狼藉，大多发洋财的人已经散去，唯见一个老太婆在兴冲冲地捡破布和破布鞋。大家转了一圈，没啥看头，也就回到校内。8点钟过后，学校紧急集合钟敲得特别响，说是去北门外欢迎游击队进城。于是大家排着队，扛着校旗，又是吹号，又是打鼓，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岭公路拐弯处。明招中学、壶山小学、熟溪小学的师生们也都吹号打鼓来了。当时规定，大家都要听从明招中学教师徐云从先生(当年老师称先生，他是地下员)统一指挥。只见塔山那边来了一阵人影，有人喊：“来了”！徐老师一挥手，四个乐队鼓号齐鸣了起来，等到那些人走近，却是零零落落的一些农民。远处又出现一阵人影，有人说肯定是游击队来了！徐老师又挥起手来，随之又是鼓号齐鸣，走近一看还是农民。原来这一天是古历四月十一，正是武义城里赶集的日子，公路上来往的人特别多。

　　快到中午时份，还没有见到游击队。有人奔来相告，说游击队改从东门进城了。于是，我们的队伍去到了八素门外。又等了好长时间，才见到五六个身着便衣自称六支队的游击队员到来。当头的是一个矮个子，据人说，他就是曾经高价悬赏通缉的员许东涛，其中有一个女的，说是许东涛的妻子。

　　下午3时许，学校又集合了，我们列队来到熟溪桥上，只见一支约有30多人的队伍，身穿整齐的灰色军装，肩扛一把把系着红布条的步枪，跨着整齐的步伐，从桥南进城而来。突见队伍中有人向我们招手，定眼看去，原来他是去年投笔从戎参加九大队的简师班同学，于是大家欢呼了起来。

　　傍晚5时许，我们住校生方吃完晚饭，不知谁在喊：“大家去西寺炮楼看自卫队投降呵”！我跟一批同学赶到西寺桥头，却被九大队的哨兵挡住了去路。我们远远眺望马铃地(即今壶山公园——笔者注)东北方小山头的炮楼窗口，自卫队在不断摇着白色的布料。太阳西沉了，九大队还没有准许自卫队走出炮楼，听说西寺炮楼里还围困着好几百个自卫队兵呢。我们没看到自卫队兵投降的场面，大家非常惋惜。

　　这是当年的中学生陈南山眼中1949年5月8日浙东人民二纵队六支队九大队部分队员进入武义县城的经过。

　　九大队部分队员进入武义县城，并不意味着武义县城已经宣告解放。当年中学生陈南山眼中看到的九大队不准许西寺炮楼自卫队走出炮楼投降一事，实际上是九大队因进城人数只有几十人，怕控制不住投降后的几百敌军,故不允许敌军走出炮楼投降。待到次日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个排入城后，方允许西寺炮楼自卫队走出炮楼投降。事后查明，隐藏在县城西寺炮楼的是来不及逃走的二〇三师一个连的80余人，装备精良。

　　5月8日，武义县城的军二0三师残部官兵丢盔弃甲地逃跑了，大街小巷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县城处于混乱状态，武义县自卫队以及县长潘其富及其下属仓惶逃离武义县城。是日下午4时许，在白溪待命的六支队九大队短枪组，在武义县简师、明招中学、壶山小学等师生及县城各界群众400余人的迎接下进入县城。9日凌晨1时，南下的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由师部宣传科科长韦明率一个排，从永康到达武义，与九大队短枪组会师，宣告武义县城解放。

　　中国人民第十二军三十四师一个排的官兵，是由三十四师部宣传科科长韦明率领，在武义地下党员姚炳塘的带领下，进入武义县城的。

　　姚炳塘1945年由胡玉仙、徐云从介绍加入中国。1946年2月，受上级指派，打入内，任武义县阳山乡第九保保长，以“合法外衣”开展革命工作。2009年，年近九旬的姚炳塘在接受《今日武义》记者采访时，回忆了当年引导三十四师一个排官兵入城的情况：

　　5月6日，姚炳塘接到陶健从永康三十里坑王祥村派王云锁送来的紧急通知，叫他提早进城，命令不能让县长逃走，要保留档案。姚炳塘5月7日进城，5月8日下午三时，他亲眼看见武义县长潘其富会同二〇三师残部共二千余人出北门过北岭洞向金华方向逃跑。他赶到老法院门口，见丢下一辆汽车，装满军用物资。他立即叫驾驶员卸下物资开到永康迎接陶健、应飞。第二野战军三十四师宣传科的韦明科长问姚炳塘汽车是否到武义。姚炳塘说马上回武义，韦明很客气地叫他姚，并说：“我带一个排战士与你同去”。他与韦明坐驾驶室，30位战士带着四挺轻机枪，三挺冲锋枪，二十多支美式步枪上了汽车。车到白洋渡，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没有桥，就用三十多根毛竹穿起来当竹渡。撑渡农民叫邹振富，他满口答应将我们送过江。分开两个组，每组15人，第一组由姚炳塘与韦明带领从北门进城，第二组由撑渡人邹振富带路进东门，到县政府会合时已是夜晚十二时。(详见2009年08月18日《今日武义》之《大军进城武义解放》一文)

　　也许由于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姚炳塘的这段回忆有些细节值得推敲，但人民进入武义县城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

　　1949年5月9日凌晨1时，中国人民三十四师一个排与九大队短枪组在武义县城会师，宣告武义解放。但武义县城及城郊，还残留着两支武装。一支是隐藏在县城西寺炮楼请求投降的敌军，另一支是弃城南逃的武义县自卫队100余人，由中队长王兆祥带领逃至南湖村南湖庙。

　　中国人民三十四师一个排入城后，已是子夜时分，姚炳塘与韦明当即召集伪职人员开会，到会者有“国大”代表蒋卓南，县政府参议员杨海涛、秘书刘子富，绅士杨书堂。韦明追查武义的反动武装去向，蒋卓南、杨海涛说武义自卫队有三个中队是汤恩伯装备的，武器很好，已逃离县城，驻留南湖庙，离城五里。韦明当即作出决定，派姚炳塘代表大军赶到南湖去。

　　民主人士杨海涛站出来说：“姚炳塘，我与你一起去。”刘子富、蒋卓南说，杨海涛威信比较高，有把握。韦明指示，你们两人必须争取天亮前完成任务。就这样，姚炳塘与杨海涛两人手提号有“杨海涛”字样的灯笼上路出城到南湖庙找自卫队。岗哨见到灯光大声喝问：“哪一个？”杨海涛快速答话：“杨海涛！”两人进入敌营，杨海涛向特务中队长王兆祥介绍姚炳塘，这位是派来的代表，名叫姚炳塘，来劝你们投降的。接下去他就宣读了中国关于宽大俘虏政策的文件。自卫队一百多人意见不一，有一部分认为武器好上山打游击等蒋介石。另一部分人顾虑被骗进城去可能要杀头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凌晨四点还决定不了。临行时韦明嘱咐天亮前争取完成任务，不能再拖。姚炳塘立即宣布，蒋介石已一去不复返了，你们丢掉妄想，选择投降的路不会错。限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这时南湖庙中一百多敌人悄无声响，连一根针落地也能听见。自卫队队长王兆祥开始动摇，可属下有两人拔出手枪，怒目相向。杨海涛见此状，即说：“以我的人格性命担保，你们一定要相信政策，投降不杀，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王兆祥大声喝道：“兄弟们！依我意见大家投降吧！”接下去姚炳塘就宣布子弹要离枪、捆起扛，短枪都交他。王兆祥第一个将二十响快机交到他手里，接下去两个中队长和排长的短枪都交给姚炳塘，共九支。轻机枪十一挺，美式冲锋枪九挺，步枪一百余支，子弹、手榴弹装入箩筐。姚炳塘与杨海涛带着一百多名俘虏，5月9日凌晨五时到达武义小南门外。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韦明带着三十位战士出城迎接。姚炳塘与韦明握手进城，武义城里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融成一片，武义获得了解放！(详见2009年08月18日《今日武义》之《大军进城武义解放》一文)

　　进入武义县城的中国人民，在当时的武义市民眼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当年的中学生陈南山这样回忆：

　　5月9日上午，学校仍然没有开课，走读同学传来的新鲜事特别多。有同学说：“昨夜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有同学说:“昨夜自卫队兵统统投降了”。吱吱喳喳，大家不停地议论着，又激动，又兴奋。下午3时左右，集合钟声又响了，当我们列队刚走出校门，只见从永康方向开来经“熟溪桥”打大南门进城的解放大军四路纵队，当头的战士高举着一面鲜红的大军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第三十四师”字样，接着是间隔有序的团、营、连建制的战旗和飘扬着数不清书有各种荣誉称号以及战功受奖的锦旗，可真是“旌旗蔽日”。再看战士，个个身高手臂粗，比起我们南方成年人来说要高出一大截，显得特别高大，特别健壮，特别威武。他们头戴佩有“八一”字样的五角星军帽，身着草绿色粗布单衣单裤，小腿裹着绑腿，脚上穿着厚底手工制作的“山东老布鞋”，肩扛各种各样武器，有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步枪、冲锋枪，冲锋枪中有铁柄的木柄的，尤其那卡宾枪，轻巧玲珑，惹人眼馋。解放大军个个身背被包，被包两侧各插铁锹、铁镐，上面横放着一把套着绣有五角星布袋的纸伞，背面塞着一双鞋底朝外的新布鞋。从左肩向右，斜挂着子弹袋，从右肩向左斜挂着像大肠似的装满粮食的小粮袋，这种装束在的军队里是从来没看到过的。

　　解放大军四路纵队，原从大南门进城的，但因大桥巷太窄，无法通过，大部队在我们县中门口原地踏步，使我们得以近距离的接触。官兵衣着一致，根本分不清楚谁是长官，谁是兵。一个同学突然指着一个背着小粮袋里缝有银元的战士喊了起来：他是司务长，他是司务长！大概被猜中了，惹起战士哄笑起来。

　　的歌声响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祖国大地，肩负民族希望……”唱着雄壮的歌声，跨着整齐的步伐，后队改为前队，调头改从东门进城，武义城解放了。

　　解放大军进城了，但辎重部队却留在熟溪桥南的河漫滩上，一门门大炮昂首向天，一排排装着各种军用物资的马车整齐摆放在大路边，一时数不清的战马散放在熟溪的浅水滩头，有的在嘶鸣，有的在饮水，悠然地享受着众战士给它们泼水洗刷。五月艳阳，落照晚晖，映红了熟溪水，金光四溅，衬托出一派雄伟壮丽的战地风光。我们倚栏鸟瞰，如痴如醉，久久不想离开。不知不觉学校晚餐的开饭钟声打响了。

　　吃完晚饭，我们县中第一班(二年级)五、六个住校生聚在一起，商定去宿营地参观。我们一行，人人胸佩三角校徽，来到东门脚“当店大院”(即后为县粮食局——笔者注)门口，向两个站岗的战士说明来意。经沟通，里面出来一个满脸笑容的战士，热情地对我们说；“首长欢迎你们参观，命令我来接待作陪”。“首长”两字，我们听起来非常陌生，顾名思义，大概是对他们大军官的称呼吧。这个战士带领我们从楼下到楼上每个居住的房间都看个遍。只见每个房间的，都席地铺床，整整齐齐，一排排牵挂着草绿色的又窄又长又矮的小蚊帐。此时每个房间的都在休息，一见我们的到来，都纷纷地站了起来，有的向我们敬礼，有的向我们招手，有的向我们微笑点头，也会有向我们做个鬼脸的，还有的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摸摸我们头的。看起来在这些眼里我们还是一群娃娃呢。临走时，接待我们的战士说；“看，部队首长来了”！对面走过来一位“老兵”，热情地说，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同时用他的双手，紧紧捏住我们的小手，一一握过，并一再请我们转告,欢迎更多的同学去参观。的“大官”热情的问候，挚诚的礼遇，我们由衷感激，晚上就寝，心潮翻动，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兵营参观的消息传开了，很多同学效仿我们去参观，都得到热情接待。全校沸腾了起来，大都说，好，真好！由此很多同学产生了想去参加的念头。

　　这时，大家共同议论着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月前，我们学校全体学生曾与炮楼的守军，爆发过一场严重的冲突事件。当年县师范(即县中)东南墙角有一座炮楼，学校的女生寝室和女厕所，全在炮楼跟前，女生晚上的生活起住，都置在炮楼守军的视野之中。自从中央军609团派兵驻守炮楼后，每当女生就寝，官兵又是照手电，又是骂粗话，搔扰女生不能安睡。住校男生被激怒了，白天准备好石块，晚上只等守军手电一照，石块就像雨点般砸向炮楼。夜复一夜，长此以往，双方怨恨很深。一天，有两个炮楼守兵进校，无故地打了春二班顾荣基同学两个耳光。当兵的打人了！春二(甲、乙)两班同学应声冲出，把当兵的围困了起来，接着炮楼守军用机枪堵住了校门。冲突升级了，学生自治会把紧急集合钟声敲得像暴风骤雨似的，全校五六百名血性青少年像捅破了马蜂窝似的从各个教室里冲了出来。学生自治会主席顾能治同学当众宣读了六条要求，号召大家冲出去，向县政府请愿去！惩治打人凶手，还我同学尊严。全校老师被这个突发事件惊呆了，校长何玉聪也吓懵了。后来听说，家住校旁的县参议长蒋卓南见状，急召县政府、县党部政要和校方领导根据学生提出的条件，迫使守军团部出面道歉和承诺不再搔扰女生就寝，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两件事一对比，陈南山等人陷入了思考：为什么同是一个兵，而且都是中国人，一个是的中央军，纪律涣散，偷鸡摸狗，专门欺辱老百姓，甚至敢打我们学生娃娃，令我们憎恨。一个是的，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百姓又亲切又热情，待我们学生娃娃又爱护又器重，实在令我们爱戴和拥护。古人云；“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两军对阵，所向披靡，中央军兵败如山倒，就是这个道理吧。

　　10日上午，县政府门前那堵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宣告了武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学校开始复课，老师告诫我们，不要随意乱跑。

　　是月20日，县政府门口又张贴了一张布告，宣告了武义县人民政府成立。由王心齋任县长，陶健任副县长。我们围观的同学把齋(斋)字读成齊(齐)字，闹了个大笑话。接着又贴出了一张《军政大学招生布告》，招生对象为年满十八周岁的初中生，顿时在全校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我们班里有10多位同学报名，结果有6名被录取了。

　　转眼间，又到古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县里在东门外大操场(即原县人民医院)上举行召开“庆祝上海暨武义县胜利解放大会”。主席台上站着英俊潇洒的王心斋县长，健壮英武的军代表，和身着灰色军服的陶健副县长，大会由许东涛主持。会场当中，席地面北而坐的是34师和浙东9大队的全体官兵。会场东为明招中学和壶山小学学生队伍。会场西为县师范和熟溪小学学生队伍。会场后面为群众团体和全城市民，以及进城赶端午节的农民，到会人数足达几万人之众。

　　会场上，各建制的军旗和数不清的荣誉锦旗在迎风飘扬，再加上校旗和彩旗，汇成了旌旗的海洋。的竞歌声，此起彼落，整个会场在沸腾着。随着大会进入奏乐放礼炮议程，各种建制号手和各学校的乐队军乐齐奏，摆在熟溪北岸(即今温泉桥头)炮兵阵地上的山炮、野炮、迫击炮一齐轰鸣起来。天在震，地在动，只见琉璃背山坡上掀起一股股冲天烟柱，宣告武义新纪元新时代开始了！

　　大概又过了个把星期左右，我们班考进军校的6名同学前来告别，他们随着解放大军，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现年89岁的退休干部唐献祥，70年前在柳城县后街一家私人商店当学徒，对当年中国人民进入宣平县城的一言一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宣平解放前夕，宣平人在外地军政部门工作的人，陆续有一部分逃回宣平，并在社会上宣扬：“打过来了，时局已经不定。打过长江，许多地方给占了”。当时我在柳城县后街一家私人商店当学徒，也时有听到这些传言。1949年5月9日下午，城内突然听到有枪声，我立即意识到是否真来了。当时年轻，胆子也稍大，在好奇心驱使下立即跑到店门口，看见街上人们都在纷纷议论、猜测，后来有人高呼：“后龙山上有很多兵来了。”

　　十几分钟后，许多商店已开始关门，我也开始上排门了，但还未全部上好门，就看到有十几人，神色慌张，疾速地从县后街与太平坊转弯角跑过来，然后逃入县后巷，后来才知道是伪警察局的便衣队和警察。稍后，伟大的中国人民来了！ 20多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从县后巷和太平坊方向追到县后街，神情严肃地站在各商店门口和巷口，摆出临阵作战姿态。再过十几分钟，战士态度和善，开始大声宣讲：“我们是中国人民，是的部队，老乡们不要怕。”语音亲切，面露笑容，一次又一次宣传讲解。我当时正站在店门口，看见我一人站着，就有三四个战士走过来了，也作同样上述宣讲。我讲我是这片店学徒，老板都走了，就我一个人。随后，又走来二个(看样子是排连长样子)，亲切地问我宣平城内有否军？我讲没看见，只有看见警察，听讲还有什么便衣队，平时腰上好像有枪的样子，其他都未看见过。然后我进店拿来二支四尺凳，请他们坐，他们讲不要客气不用。半个小时后，才看见有许多战士都坐在各家店门口石板上。他们纪律非常严明，不进入商店和老百姓家里，不乱拿群众任何东西，只在门口坐着待命。他们的精神饱满，个个斗志昂扬，全副武装，身上背着被服、水壶、米袋等，手握武器。但我当时细心看过去，发现他们都很疲劳，有些战士走路拐着走，还在讲不辛苦，我当时也非常感动。

　　将近傍晚时，有一个战士对我讲：“请借用店门板，给我们休息睡觉用一下”。我讲：“好的，我去背门板”。他们讲：“不用你背，我们自己来”。随后，他们将店门板脱下来，搭在凳子上作床铺。大家坐下后，便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他们讲，今天我们做亲戚了，问我睡在哪里。我讲睡在柜台上或睡在店堂内地板上。他们有点不相信，怕我为了他们住在店内不放心，故意睡在柜台上。我讲是真的，不是不放心你们，我们做学徒的，大多数是这样的。我也讲群众讲后龙山有许多兵，我就想肯定是你们天兵天将，你们怎么快得真像天兵一样。他们都笑了，并讲我们真是好兄弟，你睡柜台，我们睡在门板上，真是太亲近了。然后又问我，你去丽水路走过否，我讲走过很多次。他们又讲，那好，明天你给我们带路一道去丽水，做我们小兄弟好了。我讲店里目前只有我一人，老板都走了。他们又讲那算了，今天我们先睡觉，想好了，明天再讲。他们五六个战士因为太辛苦了，都连衣睡，睡上去不久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天未亮，战士都起来了，吃了早饭，全副武装，待命出发。我也立即起来，并与他们讲，老板未回来(实际上老板躲在后面房东家里不敢出来)，不好擅自离店为他们带路。他们讲，那好，不要去了，并给我一块银元，作为住宿费。他们还对我讲，想来时可到丽水找我们。我送他们到了太平坊，并用商家俗语讲祝一路顺风。他们又回过头来讲，小鬼，再见了。他们全副武装队列整齐，浩浩荡荡向南门方向去丽水了。我随后将银元交给了老板，老板听了我的叙述后也讲，怎么这么好。当天晚上，在宣平县中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一夜睡不着。为自己不去给带路后悔，又怕去了发生什么意外害怕。

　　第二天上午，在司前街万寿宫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陆续进场，参加大会的有数百人。祝更生和陈仿尧等在戏台上讲话。他们讲，、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了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从此，我们穷苦百姓不再受压迫了，是人民群众大救星等，整个大会会场内秩序较好。群众聆听大会讲话，情绪很高。我也参加了大会，自始至终感到非常高兴。大会秩序之好，群众情绪之高，见证了人民群众迫切盼望的到来。

　　随后成立了宣平县人民政府，建立了红色政权，我也有幸参加了县后村自卫队，当了一名队员，协助民兵组织做一些工作。

　　实际上，在中国人民二野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团一营进入宣平县城之前，当地地方武装松、宣、遂人民游击队已决定将计就计，定于5月9日夜冒充“国军”进入宣平县城解放宣平县。

　　1949年4月，中国人民百万雄师过长江，正在处属地区继续顽抗的王牌军第十一师匆忙逃窜台湾。根据党的指示，原来在丽(水)、缙(云)、宣(平)、武(义)边区打游击的陈仿尧，立即在宣平县组织和发展武装，并与浙东路南党组织领导的宣平县上坦、桃溪区武工队合作，准备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宣平。

　　1949年5月初，陈仿尧率上坦、桃溪区武工队进入宣平城郊，隐蔽在华塘、周处村一带活动。武工队长谢陈兴率领便衣队，潜入城内了解情况，侦察地形，为解放宣平县城作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解决。主要是通过宣平县教育界名人、华塘人陈豪做统战工作。陈豪留学过日本，曾任中央组织部总干事，第三战区特别党部督导专员。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周恩来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陈豪在该部任科员，思想比较进步，如今愿为和平解放宣平做贡献。另一手是武装解决。如谈判不成，就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当时，根据浙东临工委指示，路南地区的浙东人民第六支队决定由松宣遂人民游击队配合南下解放大军接管宣平县。路南党特派员卜明派祝更生率领松、宣、遂人民游击支队的一个大队，于5月7日经武义来到宣平县华塘村附近，与陈仿尧率领的宣平武工队会合。松、宣、遂人民游击队是起义部队，当时还穿着的杂色军装，被当时宣平县县政府误认是“国军”。县长王宋烈知县城空虚，防守困难，5月9日上午派代表与之联系，请“国军”进城。陈仿尧、祝更生经研究决定“将计就计”，部署兵力，计划于9日夜进入县城解放宣平。

　　不料5月9日凌晨，南下的中国人民二野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团一营，从金华箬阳抄小路经宣平县大河源、内河洋、马口向宣平县城挺进。5月9日下午6时，人民在柳城曹门同敌人发生激战，摧毁了敌人碉堡，打得敌人四散逃命，县长王宋烈跳墙逃跑，军政人员四处逃命，胜利地占领宣平县城。陈仿尧与祝更生闻讯，立刻率领上坦、桃溪区武工队和松、宣、遂人民游击队两支队伍进城，和南下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晚上，在宣平县中学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欢呼宣平胜利解放。

　　宣平县军政人员六七十人于5月9日下午6时许溃逃出宣平县城后，往南翻越高耸入云的石门岭，到达宣平县水陆通衢之地三港，准备在此地住宿一夜，次日逃往丽水。

　　出生于1938年的退休教师、三港人王秀彪先生，2011年10月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告诉记者：

　　宣平县军政人员到达三港时已是深夜，人困马乏，料定人民人地生疏，不会连夜追来，便放心地在三港住下，准备次日再前往丽水。不料次日清晨，天刚亮时，人民先头部队似神兵天降，将宣平县军政人员团团围住，不过一会儿，军政人员六七十人便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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